龙燕区第八乡苏维埃旧址
阳新县第一个党小组下畈党小组诞生地
月山
鄂赣边界，幕阜山北麓。阳新县洋港镇像一只伸进江西版图的触角，三面被瑞昌、武宁环抱。
这片边界之地，百年前却是另一个模样——1929年，彭德怀、何长工率红五军进驻西边的龙港，龙港成了领导21县的“小莫斯科”。而洋港，就是这个“小莫斯科”最坚实的后方腹地。
洋港之“港”，是被群山围合的“避风港”，是革命洪流中的“枢纽港”，更是再启程的“时代之港”。
一百年来，这座无形的“港”正在完成新的靠泊——让红色基因从历史的“港口”，驶向乡村振兴的“新航程”。
“边缘”与“前沿”
从地理版图看，洋港地处阳新县最南端，长期处于交通末梢。从洋港到阳新县城，车程曾经需要近两个小时。
边缘，似乎是洋港与生俱来的宿命。
然而，翻开历史会发现：正是这个“边缘”之地，屡屡站在了中国革命的“前沿”。
走进洋港镇下畈村，村支书柯亨安带着我们穿过村道，来到一处被风雨吹倒的土房前。他停下脚步，语气平静：“这里，就是阳新第一个党组织的诞生地。”
柯亨安接着说，1925年3月，一个叫柯少轩的年轻人，从武汉“逆行”回到洋港。他在下畈村创办农民夜校，吸收了柯亭明等8人入党，建立了阳新县第一个党组织——中共下畈党小组。
1928年11月，因叛徒出卖，柯少轩和他发展的8名党员，后来全部牺牲，柯少轩年仅32岁。
柯少轩的选择，揭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边缘，常常就是前沿。
这种“前沿”感，在今天依然延续：记者在村里见到一位叫陈喜容的妇女。她早年返乡失业，村支书介绍她去养鸡厂打工。学成技术后，她自己办起了养鸡合作社，现在年产鸡蛋120万枚。
记者问她为什么回来。她说：“在外面打工，挣多少都是打工，回来是给自己干。”
这话说得实在。1925年，柯少轩想让农民“给自己干”——有自己的田，有自己的收成。今天，陈喜容在做的，本质上也是同一件事——“给自己干”。
下畈村还有一个细节让记者印象深刻。村支书柯亨安介绍，几年前，村里想修路，缺钱。村里组织了一场“湾组夜话”，就在古樟树下，村民们围坐在一起，商量如何解决。
一周之内，村里筹了8万元。在外打工的、做生意的，把钱转回来。80多岁的陈水爱老人也捐了。
记者问陈水爱：“您这么大年纪了，为什么还捐钱？”
老人说：“路好了，出门方便。”
从“吃不饱”到“出门方便”，90年间，村民们的愿望变了，但“组织起来、自己动手”的办法没变。古樟树下的夜话，和90年前油灯下的识字课，本质上是同一种精神内核——不屈服于命运，而相信行动的力量。
“避风”与“中转”
从下畈村驱车十余分钟，抵达胡桥村。
“下畈是鄂东南革命的‘第一粒火种’，胡桥就是这粒火种落地生根后，燃起的第一簇火苗。”同行的洋港镇党委委员柯明娟介绍。
走进胡桥村朱湾，一栋一进二重的砖木结构楼房肃然矗立，门额上“苏维埃”三个大字墨迹清晰。
“这里是龙燕区第八乡苏维埃政府旧址，已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”讲解员徐芳芳是胡桥村村干部。她告诉记者，1929至1932年间，桂源村人陈金堂就任第八乡苏维埃政府主席，领导群众开展农民革命运动。
旧址内，“革故鼎新推翻豪绅地主国民党 命名取义建立工农兵士苏维埃”的对联依然可辨，反“围剿”和“镇压土豪劣绅”的壁画虽已斑驳，但轮廓依稀可见。
徐芳芳讲了一个细节：这栋建筑白天是苏维埃政府办公地，晚上点起油灯，就变成列宁小学和农民夜校。贫苦农民在这里第一次认字，第一次明白“为什么受苦”。
武装斗争、政治教育、文化启蒙、群众动员——全部浓缩在这175.5平方米的空间里。
今天的胡桥村，苏维埃旧址依然还在“用”。“五四”青年节当天，洋港镇年轻干部在党小组旧址参与“重走革命路”主题活动。年轻干部周媛在座谈会中分享道：“站在这里，才真正明白‘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’的分量。”
但更大的变化在旧址之外。2024年初，胡桥村召开新春座谈会，返乡流动党员纷纷献策：“苏维埃遗址、九龙宫美景都是值得开发的旅游项目”。经广泛征求意见，胡桥村最终确定了“红色＋生态”旅游规划。
村外的山坡上，2000余亩高标准油茶基地正在生长。在胡桥村，苏维埃遗址没有被“供”起来——它和老百姓的日子长在了一起。
“这是一个‘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’的基层政权。”柯明娟说，它不仅是火种的“避风港”，更是新政权模式的“中转站”。
从这里探索出的基层治理经验，随着革命推进，传播至更远地区。
“集结”与“再出发”
“如果说胡桥村的苏维埃政权，是洋港这片‘港湾’里的一艘船。那潮坑村，就是这支船队驶向的第一座‘航标’。”前往潮坑村的路上，柯明娟介绍道。
潮坑村四面环山，是洋港镇最边远的边界村。
柯明娟带记者穿过村口，向左一拐，一座占地2000多平方米的古建筑——余氏宗祠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她伸手指了指：“你看它的位置，左边是党群服务中心，右边是潮坑完全小学。”
这座始建于1870年的祠堂，被两个不同时代的建筑夹在中间。
“进去看看。”柯明娟推开厚重的木门。砖墙斑驳，红色标语墨迹依然清晰。
这座祠堂，见证了鄂东南革命史上一次至关重要的会议——1932年8月5日至20日，中共鄂东南第一次党代会在此召开。来自湘鄂赣边区22个县、市及红十六军、红三师的500多名党代表在此集结，会期长达半个月。
然而，最让人动容的并非静默的历史，而是当下的生机。课间时分，孩子们从侧门进入祠堂内，在广场上追逐嬉戏，纯真的笑脸与古老的砖墙交相辉映。
据介绍，洋港镇正依托5处革命旧址，着力打造“红心课堂”教育品牌，开发沉浸式教学模式，让党员干部和青少年在实景实感中传承红色基因。
从边界村，到路通电通网通的现代乡村，潮坑的变化写在每一寸土地上。
今天，洋港正在开启新的“再出发”。
下畈村的党小组旧址，现在是年轻干部的“沉浸式课堂”。余氏祠堂里，潮坑完全小学的孩子们在读书。胡桥村苏维埃旧址，依然是村民议事的场所。
更重要的是，洋港正在将红色基因转化为发展动能——这种转化不是简单地“挂牌子、搞旅游”，而是让红色精神在产业肌理中自然生长。
沙地村的折子粉年产值达1000万元，入选首批省级“一村一品”示范村镇。
田畔村的月山红茶年产量约5000斤，销往上海、浙江、广州甚至日本，两获省级斗茶大赛红茶组金奖，年产值达300余万元。
洞下村的百洞峡景区年累计接待游客40万人次。
……
站在月山之巅俯瞰，你就能读懂洋港：百年后，这里依然是船只出发的地方——只是这一次，承载的不再是革命的火种，而是茶农的采摘、折子粉的晾晒、返乡青年的创业、双港公路的穿山越岭。时代的潮水漫过山峦，以另一种方式，涌入这座百年之港。（黄石融媒记者 黄醒尘／文 周巍／摄）